四川足球路在何方

稿件来源：贝克足球

终于，还是等来了这一天：5月13日，2018赛季率领四川安纳普尔那豪夺中乙冠军、成功冲甲的“山哥”黎兵，携教练组与四川俱乐部完成了意料中的分手。

这则消息甚至没有在四川体育界掀起太大的波澜，所有人似乎都早已陷入等待死刑宣判的无为状态之中。

而失去了球队竞技层面最后的依靠与舵手，这家在上赛季以所向披靡之姿打破中国职业联赛历史连胜记录的西部新贵，在2019年中甲赛程尚未过半时，已经走到了崩溃解体的边缘。

黎兵教练组作别川足

从去年12月16日被川媒爆出资金困难，到今年1月6日公开寻求股权转让；

从1月9日发布紧急声明公开征集2000万资金，到1月11日传与五粮液集团谈判收购事宜；

从1月13日球员在工资确认表上压哨签字，到1月17日德阳旌城正式收购俱乐部；

从1月22日俱乐部发律师函称德阳旌城违约撤资，到1月24日德阳旌城宣布暂停收购；

从2月1日顺利获得中甲准入，到2月11日同德阳旌城解除转让协议；

从2月28日和上海大观集团达成收购共识，到4月3日传出球员欠薪+欠奖金+罢训新闻；

从4月10日上海大观正式撤资，到4月16日传出欠税即将解散；

从5月6日球员与教练组最后一次就欠薪问题同总经理马明宇谈判、最后不欢而散，到5月13日黎兵彻底放下教鞭……

回顾四川FC复杂的转让历程，离不开一个重要的核心人物——何亚平。

冲甲之夜，何亚平与黎兵相庆。然而那一个月的工资，竟成了黎兵四川生涯里唯一一次的按时发放

2016年4月，四川安纳普尔那足球俱乐部正式成立，投资人何亚平——著名的歌石投资的合伙人之一，担任董事长。

2017年12月，马明宇找到了黎兵，邀请他接手冲甲失败的四川安纳普尔那队。黎兵当时的第一反应很诧异，“起初确实不想带乙级队。”此时的黎兵，不只接到了安纳的邀请，还有其他俱乐部也向他抛出了橄榄枝。

在犹豫之间，黎兵第一次见到了何亚平。“第一次见面是马儿带来的，感觉何总还是很大气，提出的很多建队理念我都认可，一些引援计划他也全部同意。”

初次见面，何亚平给黎兵留下了很不错的印象，或许这也是山哥能在困境中支撑一年多的一个重要原因。

黎兵与川足总经理马明宇

即便到现在，黎兵也说：“起码在四川足球最危险的时候，何总站出来投资，让俱乐部继续支撑下去，这点还是值得尊重的。”

何亚平的到来确实给四川足球带来了希望，当季安纳普尔那投入达到了中甲级别的5000万。之后的两个赛季，俱乐部又分别投入了8000万和7000万，并以冠军身份成功冲甲。

但歌石投资的其他合伙人对足球并无兴趣，不断的投入与回报不成正比，让他们失去了耐心。这也迫使俱乐部在今年1月开始寻求更多的资金支持。

在经历了与德阳旌城失败的谈判之后，俱乐部在3月初曾与上海大观集团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双方约定的转让期限为4月10日，但如今距转让期限已经过了一个多月，转让依然未能完成。

舆论漩涡中，黎兵恪尽职守带领队员们照常训练、参赛

一开始，双方约定的转让费为1.6亿元左右，其中包含约8000万元的债务，但随后接手方发现实际债务远超8000万元，双方因此僵持不下。

当前，何亚平已是直接失联。面对一波又一波的舆论，露面的人也只有律师和何亚平的妻子。这背后最大的原因，是俱乐部拖欠的税款以及薪水等各种债务问题，这在即将向中国足协交付工资流水确认表的关口下，更显危机。

但无论是新企业入主还是曾经商谈过的企业出现转机，以及球队未来何去何从，都需要何亚平这个系铃人来解，而他的“消失”则让球队失去了最后的希望。

持续半年之久的川蜀足球大戏，几乎已至结局宣判的边缘。俱乐部的欠薪、欠费问题严重影响到了球队的运转，除了球员、教练员、工作人员的工资之外，连餐食和差旅机票这样参加比赛的基本需求都难以被满足。

渠成在微博中发布的照片，只有简单的三菜一汤，渠成痛心地表示：现状就是这样！还能怎么样？有人管？没有！

目前，由于囊中羞涩，四川队球员出征比赛已经不再被俱乐部租用大巴车送到球场，而是各自乘坐私家车前往比赛场地。

此外，俱乐部还拖欠物业方超过一个月的租金，导致物业因此不得不断电。而为解决俱乐部拖欠的都江堰足球基地电费问题，总经理马明宇先前已以私人名义亲自拿出3万元。

在此前的转让闹剧纠缠之中，三台商会会长、俱乐部小股东之一的张学凯害怕球队因为转让纠纷连基本的生活都无法保障，自己筹措了70万元。张学凯并没有把这笔钱打到俱乐部的账户，而是将这笔钱打进了黎兵的私人账户并告诉他：“我信任你，这笔钱在球队吃不起饭的时候用，我只有这个能力，也没其他的办法了。”

张学凯

而眼下更加尴尬的是，为了解决拖欠的安保费，四川俱乐部无奈地将赛季初表态主场全部免费的球票，开始进行标价销售……

不过，这次“出尔反尔”的票务销售不但没有引起球迷的不满，反而有7700名四川球迷到场为球队助威，这样的上座率甚至超过了上一场的免票时期。

能取得如此上座人数对于一支饱受困扰的中甲球队并不容易，要知道，该场发布的东西主看台均售价达到了中超级别的80元。

但票房收入对于一家俱乐部的运转只是杯水车薪，想渡过难关，四川队还需要不断坚持，直到真正有新的、具备实力的企业接手才能彻底度过危机。

不离不弃的四川球迷

未来，等待四川FC的无外乎三种命运，易主、托管、解散。

理清债务问题、获得新企业投资，这对于球迷、球队、投资人而言无疑都是最好的结果，毕竟球队还在次级的中甲征战，是四川省内征战中国联赛级别最高的球队，具备一定的商业价值与社会影响力。

此外，球队在如此困难的情况下还能排名联赛第八，也体现了球队本身的竞技实力和战斗力。相信如果真有企业愿意接手此刻的四川FC，一定会获得广大球迷更多的支持与认可。

四川省足协秘书长胡鹏春也在呼吁有识之士，希望他们能在四川职业足球的危难时刻伸出援手，“我们更希望四川本土企业在这个时候能够站出来，拯救四川职业足球于水火之中。”

5月11日，风雨飘摇中的川足北上哈尔滨，1比1逼平强敌黑龙江。远征的四川球迷见证了球队的又一分

但是如果当真没有企业愿意接手，四川FC很可能将进入“托管”状态。虽然四川省足协此前曾有过托管球队的经历，但面对现如今俱乐部巨大的运营缺口，难免心有余而力不足。

与此同时，四川省足协也在积极准备托管方面的法律手续。“我们肯定会尽全力保障四川FC完成今年的中甲联赛，不给四川足球再留遗憾。”

而一旦足协无力支撑，四川FC同样有可能重演延边富德的悲剧。

不得不叹，自2018年赛季结束后，中国职业足球俱乐部的欠薪、转让、老板跑路等新闻比近年来任何一个赛季都要频繁曝出。

究其核心原因，恐怕还是俱乐部投资人的资金链出现了问题。而这背后，自然脱离不开中国经济的大环境变化。

2018年始，以往引领风气之先的互联网行业进入了平缓期，BAT巨头停止校招，准独角兽开始减员，资本扎堆头部企业，汽车消费也28年首次迎来负增长。

在资金面，受全球资本市场的波动，以及国内金融行业去杠杆、防风险的各项政策推动，VC/PE机构“钱荒”加剧，再也没有出现像“共享经济”“区块链”这样的“风口”。

覆巢之下无完卵，2018年体育产业市场形势也发生转变。以创投市场而言，过去4年体育产业的融资数量，从2015年-2017年分别是217起、242起、180起，在2018年这个数字变为148起。

虽然体育产业融资并未出现较为明显的断崖式下降，但对比创投市场上的项目，职业足球俱乐部往往需要更大体量的钱来撬动。

相比中超背后资金尚属雄厚的特大型企业，经济形势严峻对二级、三级职业足球俱乐部的影响必然冲击颇巨。

球员欠薪的情况在去年的经济形势下变得更为多见。但在2019年1月12日中国足协发布的《2018年俱乐部全额支付教练员、运动员、工作人员工资奖金确认表》中，竟然只有大连超越、深圳人人、上海申梵、海南博盈4家俱乐部未提交工资奖金确认表。根据规定，它们新赛季无法准入。

对于资金问题，足协绝不手软

“拖欠毕竟不是不给，如果不签字的话球队都没有了。中国过去解散了的足球队，从来没有球员能去要到过工资。”曾有内部人员对外如是表示。

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2018年底负面新闻层出的中国足坛为何只有4家俱乐部未提交工资奖金确认表。

从球员层面来说，他们希望通过向媒体曝光来给俱乐部施加压力，讨还薪水。贝克足球也曾独家报道过广州富力与海南FC的关联、欠薪事件，并成功帮助海南队员追讨回超过200万的工资。

但很多时候，除了球员不得不签字以等待工资的处境之外，包括目前川足、辽足的欠薪欠税情况，和往年相比还有一个不同：对俱乐部而言，缓发工资的一个主要原因还涉及到新的个税政策的调整和施行，因此欲再观望一番。

在中国，球员的工资并不低：根据2018年全国规模以上企业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68380元，比上年增长11.0%——而文化、体育和娱乐业位列所有行业中的第四位，平均工资有92624元。

图片来自“体育圈人”

而按照个税政策，很容易就达到最高等级的税率45%。且俱乐部与球员所签合同多为税后收入，即：假如球员的合同工资是1000万元，那么俱乐部需要付出的金额则将近1500万。新个税虽然45%税率不变，但其他的配套政策的调整，使得具体的缴纳各方还在试水中。

当下企业面临的经营压力在足球俱乐部上同样体现了出来。中小投资人所扶持的俱乐部此时都不得不掂量下自身的经济实力。

投资足球的大环境从2018年下半年起内外都发生了很多变化。对于中国大多数职业足球队来说，以前注重的投入足球的广告效应正在变得有限，尤其是在未来球队名字要去企业化和中性化的背景下。

因此，想要依赖足球盈利，在今天的中国足坛基本已是难上加难。即便是发展多年的欧洲足球，根据欧足联2017-18赛季财务报告，旗下700余家俱乐部属于首次实现平均盈利。

即便抛开中甲中乙，对于中超领域的大资本方来说，虽然自身资金目前尚未遇到严峻的问题，但足协的一系列政策改革对俱乐部的影响或许比经济因素更大。

史无前例的“四大帽”

中国足协近两年的一系列财政政策，其本质就是要限制投资人的资金投入（以期联赛中各俱乐部财政公平）与外汇出境，最为显性之表现即限制球员薪金（以期缩小收入差距），辅以强制加强对青训、女足等的投入。

相应的，2018年中超中期休赛期除了保利尼奥、塔利斯卡加盟恒大外、2019年冬窗除了哈姆西克，重磅外援几乎绝迹，高薪水外援也陆续离开中超。

进入2019年，北体大系进驻中甲中乙两家俱乐部，亚洲杯后关于国家集训队参加联赛的传言也再四起、直到现在也从未断绝，这些也多少将对联赛和参与的资本方们产生影响。

作为一个高门槛进入领域，职业足球“风险高、回报低、成本高、见效慢”无需再多强调。

联赛中歇期即将到来，资本想必都会重新考量自身的诉求和能力，去面对一个每隔一段时间就要思索的问题：到底能在当下的中国职业足球里做些什么和获得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