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场1比2不敌上港后，国安本赛季联赛开局十连胜的纪录被终结，虽然这对很多人来说是意料之中的结果，但亚冠出局加上连胜终结，评论的矛头还是指向了主教练施密特战术选择的僵化与变化的匮乏。

在足球世界里有三种面向的比赛。第一种是以自我为中心构建战术模型，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以我为主，战术打法强调充分发挥自己的特点和优势。第二种是以对手为中心构建以抑制对手特点为基础的战术模型。第三种是以比赛类型和特点为中心构建战术，比如锦标赛中淘汰赛阶段的比赛，就必须是以防守和不冒险基础，这个原则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理论上，每支球队都恨不得三个面向兼得，但实际上基本不可能，因为这需要实力也就是比赛资源做保证。

上港与国安，都不具备充分的比赛资源去兼顾三个面向，但同时双方的实力对比又不至于选择以抑制对手特点为基础的战术模型。所以，“以我为主”对双方主教练来说，都是一种原则上的正确选择。

主教练与外界评判者最大的不同可能在于，对于一场比赛的技战术部署，主教练是在赛前基于自身与对手的综合情况进行判断，而外界评判者是在赛后基于比赛结果给出结论。

在赛后所有对于国安的评论中，“张玉宁与国安体系的不兼容性”与“两个边路的传中能力不足”被认为是国安失利的两个重要原因。这看上去很可怕：站桩中锋不兼容，有边路传中能力也没用；站桩中锋兼容，没有边路传中能力也白搭。而现实是，在国安的进攻中，张玉宁的爆发力和机动性确实无从体现，两个边路的传中也毫无威胁可言。

国安的中锋，要么站桩，要么浪射；国安的边路，要么只会跑不会传，要么既不会跑也不会传。难道国安此前的十连胜只能是运气使然？

施密特一直强调，细节决定胜负。在战术细节上，上港确实做得比国安更好。相比一场比赛中有限的破门机会，细节不单单只是体现最后一跑、最后一传、最后一击。对于一支立足于传控的球队来说，细节体现在对于球权的控制，而这种控制不是体现在控球率上，而是体现在对于二点球的控制上。

如果一定要质疑施密特，就这场比赛而言，把矛头引向用人错误和缺乏战术变化，难免有似是而非过于笼统之嫌。但施密特对于自己的战术意图与细节要求是否全部清晰无误地传达给队员，恐怕是一个尚未被拉直的问号。

举一个例子，在瓜迪奥拉心中，当年与切尔西那场欧冠半决赛的次回合比赛一直是挥之不去的痛。他曾多次提起在对切尔西之前犯了个错误，这错误让他在之后反复纠结了千百回。他在赛前告诉球员们要多用传中把球打到禁区内，但没有说清楚意图。实际上，他并不指望让球员们在禁区内接到传中后头球攻门或凌空抽射直接得分，而是在截获对手门将和后卫破坏出来的传中球后立刻发动二次进攻，再试图寻找机会破门。瓜迪奥拉曾懊悔地表示，如果他当时能把真正意图说清楚，恐怕就能翻盘并进入决赛。

纵观施密特的执教生涯，不难发现他也对这类由传中形成的二次进攻也极为看重。施密特最初的执教风格就是强调球队以一个整体快速移动到中场，向对手中路施压，让球员们放手在边路传中，通过二次球制造出大部分得分机会。因为如果球队以一个整体移动，当截获二次球时，对手的防线正手忙脚乱而且还在转身。

瓜迪奥拉在执教拜仁期间向队员们谈球队风格时也曾说：“我只要你们在一开始以一个整体向前推进，从后场开始组织，只要过了中线，直接斜传给边锋，这样他就可以传中找前锋，然后，小伙子们，所有人都去猎逐反弹球吧。”

从执教国安第一天起，施密特就一再强调对二次球的争夺与保护。两名攻击性中场，加上一名组织型中场和另一侧前压的边后卫，四名在禁区外等待二次球的球员们都可以获得良机。截获二次球的意义不仅在于进攻，还在于防守——直接掐断对手的反击。但与上港的比赛，国安失去了对于前场二次球的控制，中锋的不兼容与边路的能力不足也就被无限放大。

对施密特来说，在执教国安初期人员配置单薄战术选择有限的情况下，正是通过对于战术意图与细节的清晰贯彻打出过很多高质量的经典比赛。

如今随着阵容的补强，如果决定成败的战术意图与细节执行不到位，无论是主教练贯彻的问题还是球员执行的问题，都是施密特难以推卸的责任。